?灵感之外，还有其他

　 　灵感之外，还有其他

　 　韦晓明

　 　马尔克斯曾这样说过：当我坐在打字机前，敲出“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时，我压根不知道究竟想说什么，这句话从哪儿来，将往哪儿去……这是大师的幽默，大师的幽默往往就是这样，它让我们产生错觉，以为大师也有举棋不定的时候。然而暗地里，马尔克斯没有说出来的深层意思我们又怎能知道呢?我猜想，马尔克斯此时正不知为这突如其来的“多年以后“激动得怎样个浑身颤抖呢。马尔克斯敲出的这第一句话，其实就是常说的灵感。

　 　从那天起，马尔克斯每天都在不知疲倦地写，18个月后，《百年孤独》横空出世。这部百年一现的求证通往孤独存在之途的经典堪称伟大之作，它的伟大不仅在于作者创造了魔幻现实主义这个流派，并促使这个流派风靡全球，更在于让置身现今这个到处弥漫着焦虑感的时代的我们，十分幸运地获得了一分宁静。惯常会使我们把精神空虚当做孤独，为了快速摆脱这种空虚，我们寄望于获取物质满足，获取他人关注，殊不知却又陷入更深的孤独。正因为这样，在诺贝尔文学奖领奖台上，马尔克斯说：“非同寻常的现实并非写在纸上，而是与我们共存的，并且造成我们今天每时每刻的大量死亡，同时它也成为永不枯竭的、充满不幸与美好事物的创作源泉。像我这样流浪在外思乡的哥伦比亚人，只不过是被命运圈定的一个数码而已。诗人和乞丐，音乐家和预言家，武士和恶棍，总之我们，一切隶属于这个非同寻常的现实的人，很少需要求助于想象力。因为我们面对的最大挑战，是我们没有足够的常规手段来让人们相信我们生活的现实。朋友们，这就是我们感到孤独的症结所在。“

　 　灵感就是灵感，它不是想象力，所以马尔克斯才说出这样的话：“总之我们……很少需要求助于想象力“。

　 　写作者会经常遇到这样的问题，你是怎样想到要写这篇小说的?这个问题，既好又不好回答。好回答，把引发创作的灵感说出来就行了;不好回答，是因为激发我们创作的灵感并不只是出现一次，整个创作过程中，它都有可能会随时随地迸发出来，让作品的内容更加丰富和生动。正因为这样，写作者常常会陷于解释不清的泥淖。有哪个作者对自己作品的解构能面面俱到呢?聪明的读者可能比作者要更加明白这篇小说的来龙去脉，文学批评家就往往能够发掘出令作家本人都瞠目结舌的文本意义来。但是，毋庸置疑，由灵感而激发出来的创作，其结果是繁富而厚重的。于作家来说，获得灵感，那是无比快乐和幸福的事情。

　 　创作《三江红》之前，我对奇石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对于赏石艺术，也了无兴趣，但因为干着记者这份活，一些重要的有关奇石的活动，也还不得不侧身其中。我怎么也想不到我竟然会采访了奇石大家刘鼎发，并且写出了报告文学《石痴》。冥冥中也许，二十年才后写就的中篇小说《三江红》，它的种子，已然在二十年前就已经播下了。

　 　为了给中科院一位德高望重的院士买几尊奇石，曾经多次婉拒奇石收藏家刘鼎发赠送石头的我，兴致勃勃地辗转于龙城街头巷尾各个奇石展销场所。这个时候，大化岩滩所产的彩玉石早已成为稀世之物，填补大化彩玉石空缺的，是在桂北寻江、融江河里新发现的另一种彩玉石，奇石界美其名曰“三江红“。“三江红“石身上那一抹抹鲜艳得如同鸡血般流淌的色彩，倏然间把我带回到了那难忘的艰辛岁月，带回到那条记忆中永远碧波荡漾的河，我突然感觉到我得要写点什么了，并且这个时候，贮存在我脑海里众多的各色人等，也都冲着奇石纷至沓来，他们带来了自己的故事，带来了自己的欢欣和哀怨，他们热切地催促我写，写他们的苦辣酸甜，写他们的喜怒哀乐，写他们各自不同的性格，以及与这种性格牢牢捆绑在一起的命运。在面对电脑孤独地度过几十个夜晚之后，马长斌、徐世明、谭应堂、符小泉……这些人物终于从荧屏里走了出来，以他们独特的方式走向《民族文学》，与读者们见面了。

　 　我曾经数次立意要为家乡一些人物造像，遑论对他们有多少爱和恨。我当然知道，作为一种闭合性生存体，乡村里的亲和与分裂、眷爱与仇恨，永远是相生相伴自生自灭、浑然无助地在星转斗移中荏苒时光的，这和大自然里一切物种的生发、展现、泯灭一样，不可能以谁人的意志为转移。所谓“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不是土里刨食者们本分律己与世无争的悠然牧歌，是争强好胜反复缠斗过后的变态世相，甚至同族同宗嫡亲至爱者，也有不例外的实锤。小说《春雷》主要人物杨琏和侄子杨子林间的怨恨情仇，就是我着意对村子里曾经存在过的事实的重新描摹。当然，在这样半封闭的生存单元里，好人总是比坏人多的，这也是人作为人而存在的社会定律。当这些“好人““恶人“一个个以不同的方式离开尘世走向共同归属的时候，为他们造像这个念头就愈来愈紧迫了。

　 　偶尔回一次老家，村里的晚辈们争着向我诉说村里头认定贫困户的种种不公，那些根本就不是贫困户的，给定为了贫困户，而真正的贫困户，却得不到任何帮扶。他们的诉说让我看见，杨琏原型的影子，在这暗地里的作法中再次显形了。这一刻，我所希望的小说的成色和行状，已然清楚地出现——不管如何的魍魉魑魅、鬼影憧憧，到头来皆为虚空一场。党派来的“第一书记“依靠广大群众，引爆了玉成春雨密集、万物葳蕤的第一声春雷。《民族文学》2019年7月号的头条小说《春雷》，就这样开启了它的征程。

　 　灵感对于创作，是如此的来劲，让我激动不已。

　 　2017年初秋的一个黄昏，我与妻子在比利时根特大街上漫步，当我们来到圣米歇尔大桥西端的一幢石头砌起的老屋前时，我停住了脚步。在我的面前，是一架青翠欲滴援墙而上的百香果枝藤，淡红色的花朵从青枝绿叶中探出来它们可爱的头脸，青中带灰的半大果实隐藏在藤蔓之中。这百香果再常见不过了，然而在万里之遥的异国他乡见到它，我还是感到了莫名其妙的兴奋。接下来让我更为兴奋的，是这石屋南向的小门楣上，竟然钉了块写着中文“锦江饭店“的牌匾。我忙不迭地用手机对着百鲜果藤架和石屋拍照，然后发到朋友圈，发图之后我说，我要以这百香果和“锦江饭店“写一部小说了，中篇的，3万字以上。

　 　来比利时，是为探望我们在这里读博的儿子。我们刚到，与儿子同租一间公寓的另一名博士生就要学成回国了，他在根大从研，做的是奶牛育种专业。他一走，这公寓就只剩下我们一家三口了。

　 　又一天中午，我和妻子漫无无目的地行走在根特的大街上，不知不觉中我们走进了一片大学校园建筑群落里，最后竟至于迷了路。所幸此时遇上一位匆匆前行的中国留学生，听口音他是安徽人，在根大读新闻学硕士。在给我们指明了回公寓的路线后，这学生又步履匆匆赶往教学楼那头去。

　 　在根特，儿子、攻读畜牧学和新闻学的，三个中国留学生让小说主要人物备齐了，但如何编排故事，如何让这三个人物在故事里发生合乎逻辑的各种关系，如何让小说富有现实意义等等，则又令我陷于无边的苦恼当中。在根特西街，有一条长长的胡同，胡同两面满是些涂鸦画，不知为何，我竟然先后三次进到这胡同里来，我不知为何会突然对这平时连多看一眼都不屑的涂鸦画产生了不舍的兴趣，我反复观摩这些夸张、稚嫩、狂野、捉狭，甚至萎靡不经的画面，却不知道我想要什么。促使我数次来这胡同，是否存在着某种神示呢?

　 　果然，涂鸦胡同和“锦江饭店“，以及锦江饭店南门墙上的百香果，最终成了这篇小说的关键情节。当然，这是后话了。

　 　作者在巴黎雨果故居

　 　假日结束，我们回到了柳州。

　 　时间就这样一天天过去，很快就到了天高气爽的11月。某个夜晚，我漫无目的地上网浏览儿子所学专业的一些基本常识，当目击“底流“这个海洋地质学专业术语时，我顿时有种醍醐灌顶般的顿悟，我所需要的创作主旨、情节走向、作品中人物的形象和他们之间的关系等等，一下子就鲜明了起来。中篇小说《底流》很快成稿，并且很快就被《中国作家》采用。

　 　中篇小说《当归》，是早就想要写出来的，我与小说主人公郦滨的原型，有着十多年的交往，郦滨坎坷悲苦的命运，也存在我心海里十几年，这个小说不写，我便总有如鲠在喉的感觉。在Z5、Z6次列车上，我曾多次听到列车广播放送邓丽君的一支歌，每听一次，这支歌都拨动了我的心弦，我很快就记住了这样几句歌词：在水上听星儿唱歌，在水上与月儿细语……2020年春节，及其后数个月，恐怕是国人永难释怀的日子，新冠疫情突袭，城里所有的人都自觉和不自觉地在家隔离。有天夜晚，我忽然想到要百度一下列车上邓丽君的那支歌。在我输入所记得的歌词后，邓丽君这首歌的歌名，以及一代歌后的演唱视频就排满了电脑屏幕。我点开视频，再次聆听邓丽君那沁入心扉的天籁之音——你说你不能离开我，我说我不能离开你，美丽的河水有情义，拴着我它也拴着你。在水上听星儿唱歌，在水上与月儿细语。啊，我们生长在这里，与河水不分离……一曲未了，我已泪流满面，原来我所苦苦寻觅的小说的基本情调就是这首歌的情调啊。我从笔筒里抽出一支铅笔，在记事本上完整地记下了《水上人》的歌词。

　 　作者在河南清明上河园

　 　灵感是如此的可贵如此的诡异，如此的不期然如此的睥睨万端，拥有灵感，便足以拥有了成功。但是，经验告诉我们，守株待兔般地静候灵感的到来，那绝不是一名健劲作家的做法，只有坚定地进行孤寂艰苦的劳作，才能获得灵感的惠顾。设若全赖灵感创作，那么纵使才高八斗的作家，他的产量也不会和他的才具一样丰厚。强迫自己进入写作状态，在写的过程中也同样会有灵感翩然而至。对于一个志存高远的作家，广阔的视野、扎实的生活、历久的素养、恰切的语言和逻辑训练，极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要有一颗博大、良善而怜悯的心，唯有具备如此种种，我们的创作才能在灵感的关照下，闪耀出熠熠光辉。否则，再多再好的灵感，也只能是灵光一现，除了徒增捶胸顿足之嗟，又还能如何呢?

　 　忘不了积贫积弱的家乡，忘不了命途多舛而又奋斗不止的同胞，所以我在创作中，总是力图以纷繁芜杂的社会生活为背景，总是着力于塑造那些心地诚善、知命而不服命的主要人物。在《三江红》这个中篇小说里，我将柳州市城区和北部三县连接起来，在摹写出的一幅幅地域实景图中，嵌入人物的生活场景，挖掘他们的性格特征，展示他们的成长和命运。我同时还精心设置了一些不起眼的伏笔，比如用“三江红“的“红“，来映衬出了谭应堂、曾德松之流的“黑“;在《空谷之上》里，我特意安排了个藏在山梁上树丛里的套鸟弓，并让它数次出现，我意图以此作为意象，诠释“空谷“里那个真实存在的“空“。而在《当归》这篇小说里，我又十分惬意地获得了江河这个意象，郦志凡和郦滨父子两代人，莫名其妙地都与河沾上了联系。江水滔滔流淌，不舍昼夜，却流不尽苦命人的心酸。小说里，我写有这样一段话：“我往窗外看去，灯火璀璨下的临江河面，波光粼粼，河水静静向南流淌，流过临江大桥后，再折向东，过了文惠桥，却又转往北。这穿城而过的百里临江啊，竟如此星转斗折，徘徊不前，许多人的一生，不也如此吗?“

　 　我对我们的同胞们有着深深的同情和敬爱，在我所有的作品里，我总是力图用足够的笔墨写好他们，为在文学的长廊里给他们谋求一席之地。他们普通、平凡、微不足道，但同样地，他们不可忽视。梁伟昌、马长斌、董福光、郦滨等，都是一些位卑弱小的人物，是大海万顷碧波里的一滴水，但正是这样的一滴水，最能够折射出丰富多彩，绚丽迷人的现实生活的光辉。

　 　作者在运江镇

　 　当作家是我自小就立下的奋斗目标，几十年来，我所有的努力，莫不念兹在兹地朝着这个方向，尽管我知道我的力量还远不够强大。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在我看来绝不是妄动，那是愈挫愈奋的有效搏击，是对自己坚韧与否的考验。写作这条路上，充满了孤寂，而我，偏偏就适应于孤寂。我写，是因为我有迫切需要写出来的内在诉求，这种表达必须满足我最高的愿望。文学独有的特殊意义正在于此，它能让孤寂的人拥有了又一个不一样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你可以自由地与你仰慕的人对话，也可以鄙薄你所厌恶的一切;可以纵情于无边的草原上策马驰骋，也可以安静地依靠在秋日里挂满果实的柿子树下张望高天上缓缓流动的白云……此当之时，孤寂便是一种福分。

　 　尽管我对马尔克斯抱有极度的尊崇，在今后的创作中，我或许也会尝试借助魔幻的、现代派的，或者更潮更派的一些表现手法，但从根本上来说，我行进的永远只能是伟大而具有中国传统特色的现实主义道路。闪烁着理想主义色泽的现实主义道路，是有责任有担当的作家必走的光辉大道，在这条大道上，灿如星河的大师们已然奉献出可师可从的经典法帖。遵循着这条广阔的道路走下去，纵使仅得兰陵笑笑生、曹雪芹、柳青等大家的一鳞半爪，甚或只是皮毛，但对我来说，已然无愧于心。

　 　必须记住，灵感之外，还有使命，还有担当;手中的笔，重若千钧，任何时候都不可以乱写胡作。时代的鼓点催人奋进，生活的热浪孕育无限生机。惟有文章不负时代，才会有不负作家的时代。

　 　作者在北戴河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一级(正高级)文学创作职称，现居柳州。